总和生育率跌破1.5的警戒线后，我国人口负增长态势已不可逆。从近年数据来看，2021年生育率降至1.16，2022年微升至1.18，始终在超低水平徘徊，常住人口则从2021年的14.126亿人逐年回落，2023年降至14.0967亿人。这种趋势若持续，人口规模将迎来长期下滑，其深度与广度远超短期波动，深刻重塑社会发展格局。

         短期来看，未来二十年内人口下滑速度将逐步加快，峰值回落幅度温和但确定。我国人口正增长惯性已消耗殆尽，“十四五”期间进入负增长成为既定事实。按当前1.1-1.2的生育率测算，每年净减少人口将从百万级向千万级迈进，预计2035年前后常住人口可能跌破14亿，2050年大概率降至12.5-13亿区间。这一阶段的下滑主要源于育龄妇女规模缩减，叠加低生育意愿的双重影响，小学关停、县域人口空心化等现象将进一步蔓延。

        长期来看，超低生育率的累积效应将引发人口“雪崩式”减少。人口变动具有强滞后性，持续低生育对种群数量的冲击会跨代传递。若生育率长期维持在1.3的超低水平，到2300年我国人口可能仅剩2800万；即便回升至1.46，届时人口也将萎缩至7500万。更严峻的是年龄结构失衡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快速攀升，从2023年的约14%，到2035年突破20%，走完日本用27年、美国用75年的老龄化进程，“未富先老”矛盾持续加剧。

        人口下滑并非单纯数量减少，而是全要素联动变化。少子化与老龄化形成叠加，0-14岁人口占比已降至严重少子化区间，劳动力供给将持续收缩，养老、医疗负担陡增。1.5亿独生子女家庭将面临沉重养老压力，社会抚养比倒置问题愈发突出。同时，人口分布失衡加剧，城镇对乡村人口的虹吸效应持续，进一步放大区域发展差距。

        人口走势并非不可调节，配套政策能减缓下滑幅度。通过完善生育支持体系、延迟退休、提升人力资本等举措，可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低生育冲击。但需明确，人口负增长已是长期常态，唯有主动适配这一趋势，推动经济从数量红利转向质量红利，才能在人口规模收缩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。